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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举行的“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会议”首次使用了“同声传译”的模式，即一种原语和译语近乎同步不间断地出现的传译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纽伦堡战犯审判（1945年-1946年）将“同声传译”列为口译工作的主要模式。以“同声传译”为标志的口译形式的出现，使人们对高级口译的职业独特性刮目相看。随着联合国的创立，随着全球性和地区性组织的不断成立，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往日趋频繁，国际多边舞台和双边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活生生的现代剧目，口译人员在这些剧目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职业会议译员的地位越来越高，联合国成立了专门的翻译机构，职业译员组织如“国际会议泽员协会”(AIIC)于1953年在日内瓦宣告成立。
半个世纪以来，高级口泽人才一直受到各国政府、各类国际机构和组织的青睐。专业口译已成为一种备受尊敬的高尚职业。尤其是高级国际会议译员，他们既是聪慧的语言工作者，也是博学的国际外交家。
与此同时，口译作为一门学科进入了高等学府。瑞士的日内瓦口译大学率先于1940年成立，奥地利的维也纳口译学校于1943年成立，美国的乔治敦大学口笔译部于1949年成立，法国的巴黎高翻学院于1957年成立，英国的威斯敏斯特高翻学院于1965年成立；瑞士的苏黎世高翻学院于1967年成立，美国的蒙特雷高翻学院于1968年成立……在我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培养高级翻译人才的教育机构出现，北京、上海、广州、厦门、西安、重庆、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的高校纷纷成立了翻译院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我国在国际舞台上日趋活跃，在世界政治、经济、贸易、文化、体育等领域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使优秀口译人员成了国家的紧缺人才。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重返联合国，国际地位自此快速上升。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沿海地区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经济开始腾飞，国门也因而越开越大。而后全面开放的中国步入了经济加速发展的快车道。即使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陷于衰退的90年代，我国的经济列车仍以其强劲的活力，在通向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之列的轨道上继续高速运行。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已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国，成了许多海外投资者的首选目标。以稳健的步伐走强国之路的中国，对外交流的接触点越来越多，接触面越来越大。各类口译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高级译员的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
历史的车轮已把我们带人了一个崭新的世纪。这是我国全面振兴的世纪，重铸辉煌的世纪，是中华文化同世界各族文化广泛交流、共同繁荣的世纪，同时也是口译职业的黄金时代。这些年来，我国同世界各国开展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也让世界更好的了解我们。涉外领域的口译工作者作为中外交往的一支必不可缺的中介（也是中坚力量），肩负着历史的重任。今日中国比以往任何时期更需要一大批合格的专业译员和兼职译员来共同构筑与加固对外交往的桥梁。
当然，我国翻译界也比以往任何时期更重视对口译理论、口译实践、口译人才培养等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厦门、广州、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高校纷纷举办了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口译学术研讨会。“上海市外语口译资格证书考试”、“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全国外语翻译资格证书考试”等权威认证考试应运而生。全国各高校的英语本科专业都将口译课列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口译研究与实践”作为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已被越来越多的高校列入了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大纲。过去两年，教育部先后批准了若干所大学试办翻译学硕士专业和翻译学本科专业。这是时代的需要、国家的需要、市场的需要。专业化的口译教学可以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一大批高水准的紧缺人才，而高校学者所从事的口译理论研究的成果也可为丰富应用语言学理论、跨文化交际学理论等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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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戴炜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