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自诩翻译家，因为译作数量少，并没有将一条命放进去。翻译不比创作，创作可以一本书定名，天赋、契机决定一切；翻译却要至少半生的投入，是匠人的细活，要知识面、要超出常人的语感（交换两种语言的准确度）、要耐心、要诚实。由于条件苛刻而多，同时具备确也不易，所以懂外语的遍地都是，大翻译家却遍寻不着。我公公郑永慧先生便在这凤毛麟角之中，他是这四个品质都具备的，尤其最后一项。那都不是一种道德的诚实，单靠教育就能得到的，而是一种裹在血液里的“直”，不会随意拐弯，取巧投缘；那是走在一条路上，不会左顾右盼的，眼里只有终极的目标。品性如是的人，在人群中比例颇低，足见凑足四个条件出一个大译家机缘难合。
我这样写并无抬己的打算，而是想举一个例子，典型而熟知的，举出来无妄语的，便只有老先生了。何况本人早已决定告别译界，扯旗毫无用途，更不要说那个痛苦的决定他老先生是下了“石”的，他好心将一本译书引荐给我，不想却是被那个出版社半骗了。这是2001年至2002年致使我永别译坛的两件事中的第二件。两件事在相当短的时间里不偏不倚都刺在同一块地方，脆而真的东西是要断的。要知道在被私欲培养得无比坚强的人群中，还剩下一些并不能在每件事中先看到利益的人，残带了那么一点脆弱，已经没有人想到“精致”在乱世中是需要至少一小把诚信者保护的。深知乱世真人贱的道理，我连说的欲望都淹灭了，只等时间去抹掉一切。然而时间并没有把一切都抹去，我仅存的几个译本，还是聚了一些爱惜者，也许只是爱原作者而及屋。但这样的“惜”让我平生责任感，觉得至少对这些人应有所交代。我这么想却并没做，过于自知之明的人往往是自己的屠宰者，一个念头刚起动，追杀的手就上去了。直到为《左岸碎语》整理旧稿，在2001年的旧文字里意外发现一封没有扔掉的信。
信是发给北京某出版社一位年轻编辑的，事情就是前述“两件事”的第一件。该社2001年出的雨果著《威廉·莎士比亚》最初是请我译的，我动手译了一小部分。但很快由于另一事的冲撞，我只能向出版社抱歉了。编辑来信说遗憾，他另找了一位大学老师，并想看看我译完的部分。为证明自己心诚、是不得已而退，我将译稿发了过去。至此，我以为一切都了结了。2001年的一天，我收到出版的译著，翻开一看，题铭部分一字不差用了我的译文。这小小的“偷桃换李”，我至今并不知道真实缘由，只能推测：也许编辑对了两个译本后，发现了差距，便决定在开卷第一页用我的译文，以吸引读者；也许他只是欣赏我的译文，而希望有一小部分，能出现在他编辑的这本书里。但这微不足道的掉包，却让做梦也想不到的人感到了时局的背叛。总是那些笃信基本规则不可更移的人，最先被出卖或抛弃。从编辑热情地寄来译本看，他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做了什么及其后果，正是这份“无意识”让我看到译界的浑沌时代已然到来。下面就是我收到书后回的信：
我没必要说服你，我只是不愿看到你有意也好无意也好推助翻译事业走向歧途。而这个现象已经在中国泛滥成灾！致使一些明白人已不愿再翻译。出版社当然有选择不同翻译方法的权利，但出于对读者和作者最起码的尊重，应在封面写明“编译”或“节译”，而非“译”。我现举一例，以便你有一个感性认识。
“（译书第5页第一小节）他被流放到这荒岛上，并且被人遗忘。在元老院的辩论中禁止提到他。演说者和历史都遵命。这对人的思想也发号施令，体现了统治者的耀武扬威。这特点属于那种已十分巩固的政权：最大量的罪恶产生了最大的安全感。”
“（我的译本）提比略仍不罢休；流放犹不能使他满足，他下令要将此人遗忘。禁令下来，不准元老院和集会场的演讲者们提到维普桑尼斯·米纳托尔的名字。集会场和元老院以及历史的演说者们服从了；提比略对此毫不怀疑。这个命令之狂妄，到了去命令人的思想的地步，某些政局稳固的古老政体便具有此特征，在那里，有多少罪恶，便有多少安全。”
如果你仔细看，便可看出，当然遗憾的是你不懂原文，译书将原文文字所有拐弯的地方都省而不译了，而只是将大略的意思译出来，这不是翻译，至多只是编译。另外，提比略这样的人，是古罗马出名的君王，译者有什么权利认为读者不懂这些或不须了解这些而忽而不译呢？译者只是传递者而非判官！“这个命令之狂妄，到了去命令人的思想的地步”这样一句充分表现雨果思想之深度的话，变成“这对人的思想也发号施令，体现了统治者的耀武扬威”，其原文的东西不但被轻易改变，如原文并无“耀武扬威”的意思，而且未译出原文的语气和实际含义。“他下令要将此人遗忘”和“并且被人遗忘”相去太远了，原文的精髓在于“遗忘”这样的事，居然也可“命令”。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译书第3页第一小节）这一小片土地无人耕种，却长满一簇簇金盏花，入秋之后盛开不衰，穷人便捡去燃烧，与打来的海鳗同食。”
“（边译）这一小块没有耕种的土地，长满一丛丛的金盏花，秋天花儿盛开，当地的穷人把它同海鳗一起煮着吃。”
首先，这是一块没有耕种的土地，并非无人耕种；其次，原文没有一个转折（“却”这个字），原文只有盛开而没有“不衰”的意思；更重要的是最后一句理解的错误，“捡去燃烧”是作燃料，怎么又“与海鳗同食”？
法语是非常精确的，相比来讲，中文有大而化之的倾向，在翻译中应把西文的优势尽可能表现出来，才能给中文补充血液，现代白话文就是这种补充血液的结果。像雨果这样的大家更是如此，不光语言精确，而且风格强烈，意味很深，这对译者的原文理解力、中文驾驭力（文采并不重要，关键是揉捏语言的能力，也就是驾驭语言的自由度）和无限的耐心，都是一个考验。鲁迅散文中有一名句：“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如果一个译者偷工减料，译为“在我的后院，有两棵枣树”，意思上不能说不对，但把原文的味道完全丢掉了。我要说的全部意思便在这个比喻中。我没有时间举太多的例子，这第一章是全书最好译的一章，尚且如此，其后的章节可想而知！这样的作品多年没有译出来是有道理的，越是懂得翻译的人，越是对这样的作品不敢轻易下手，怕翻不好，误人子弟。与其这样的译本出笼，莫如不译。我站在我的立场说话，你站在你的位置，也许并不或无法这么想。我只是告诉你，好的翻译，不是四句成语的堆砌！是要将原文的意思尽量完整地表达出来，将原文的文字风格尽可能地表现出来，译者应时时记住翻译不是单单在用中文为文作赋，华而不实只会影响原文意思的体现，影响读者对原文的欣赏。
信写了有十年了，连自己都忘了写过这样一封信，事后想想那位编辑，也许并没有为翻译作品把关的能力，但出版社推着让他们去找选题，找到了请人译了，好不好都是要出的，难道还有退路吗？小伙子热情而灵活，进入此种出版模式想必也顺当，即便有疑问，在已转动起来、只有适者生存的大机器里，有多少良心底线能抵御那巨大的惯性？只是灵活的人不经意的一举，却为不灵活的人打上了致命的钉子。
我由此看到了“无忧无虑”时代越不过的陷阱，以及本真的消失速度。郑老先生这样的译人得以生存和立名的黄金时代，在商品化狂潮中被仓促地画上句号。在那个时代，一个出版社有什么能力就出什么书，即使不出书，也不会放出这样的译本；但在今天，数量等于赚钱的速度。一个机制的可信度来自控制源头的人具备能力的比率，以及终端分配利益的人被私利操纵的比率。这两个比率一旦失控，清醒者就得抽身了，因为进入了不得不逃的“乱世”。